梁漱溟先生（1893-1988）在四人之中顯名最早。青年時期曾經熱衷於佛教的研究，後來歸宗於儒家思想，生死貫徹，始終不二，可謂是佛格中的儒者。當時面臨到整個中華民族所遭遇到的意義危機--道德、存在、形上糾結成的意義危機，尤其是民國初年中國充滿徹底的反傳統主義。身為中國當代保守主義的中流砥柱，梁先生從知識論、存有論及文化哲學、歷史哲學各方面提出強烈的反擊，堅持「聖人不能批」。梁先生深知「文化」是一個民族存在的形上根據，唯有穩固它，民族才有希望。而儒家倫理精神象徵，以及道德的理想主義乃是中國文化的最高智慧，唯有積極參與儒家文化的創造，方能保有人之尊嚴性與價值的主體性。以下牟宗三先生一段話，甚能說明梁漱溟先生對新儒學的貢獻：「在新文化運動中反孔頂盛的時期……他獨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與孔子的真實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與智慧亦重新活現而披露於人間。同時，我們也可以說他開啟了宋明儒學復興之門，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與智慧。吾人須知宋明儒學與明亡而俱亡，已三百年於茲。因梁先生之生命而重新活動了。」而其自己「願無盡」地說：「我願終身為華夏民族社會盡力，並願使自己成為社會所永久信賴的一個人。」真不愧是一代儒宗！

熊十力先生（1885—1968）是中國老社會陶冶出來的人物，也是自學成功的一代宗匠，是當代新儒家義理真正的開山祖師。熊先生主要的哲學觀點是「體用合一」說，《原儒》序有謂「本體現象不二、天人不二、道器不二、心物不二、理欲不二、動靜不二、知行不二、德慧知識不二、成己成物不二」。此論點遍及其所有的著作，而集中在《新唯識論》。民國初年，面對西學的衝擊、儒學價值體系崩壞的時代，「學術良知」告訴他必須重建人的價值論，重建儒學的本體論，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在哲學上，他吸收了佛老的思想，將其存有論的解構者轉成方法論的運作，將其知識論橫攝的方式轉成本體及宇宙論的縱貫方式。亦即其融攝了空宗的存有論以及有宗的知識論，為儒學開啟了一些重要的哲學構造方式。他的高足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承繼他開創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礎而推進一大步。牟先生曾經讚舉其師「復活了中國的學脈」，他說：「熊師之生命實即一有光輝之慧命。當今之世，唯彼一人能直通黃帝堯舜以來之大生命而不隔。此大生命是民族生命與文化生命之合一。他是直頂著民族文化生命之觀念方向所開闢的人生宇宙之本源而抒發其義理與情感。他的學問直下是人生的，同時也是宇宙的。這兩者原是一下子衝破而不分。只有他那大才與生命之原始，始能如此透頂。」牟先生此言甚能傳達其師的文化精神與對中國文化、民族的貢獻。

同為時人稱為「現代三聖」或「儒林三聖」的馬一浮（1883-1967），抗戰期間在四川樂山創辦「復性書院」。馬先生治學「不分古今，不分漢宋，不分朱陸」，有調和過去儒學諸多爭論的用心。然究實而言，馬先生實以宋學來綜賅漢學，以朱子學調適上遂的來修正陸王之學。其以大乘起性論「一心開二門」來解釋朱子心統性情，以避免心性情三分，理氣二分的諸多問題。同時對朱子「格物窮理」做創造性的詮釋，認為格物窮理的過程，不僅僅是主體對客體之認知上的把握，同時也是主體對主體所具之理之發現過程，如此將朱子的格物窮理收到心學的心即理來詮釋，調和程朱陸王。面對中國文化意義的淪喪，其提出一套以孝經總持內聖外王事業的文化哲學體系。這個孝治派的說法，恰恰與反對孝治派的熊十力先生決然不同。熊先生反對孝治派有其歷史政治上的理由，而馬先生是拋開歷史政治的包袱，回歸孔孟，以孝做為實踐仁德的根本。文革初起之時，馬先生受折辱而死。梁漱溟先生輓之以「千年國粹，一代儒宗」。不管馬先生是否為當代新儒家的代表，然如徐復觀先生所說的，馬先生義理精微，與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張君勱先生等四位俱為中國當代的四大儒者，皆代表著中國文化「活的精神」。

同樣為中國當代的四大儒者代表著中國文化「活的精神」的張君勱先生亦是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張君勱先生（1887-1969）曾留學日本、德國。張先生由於留學過日本與德國，對於反傳統主義的西方思潮除了有更多的認識之外，相對地，對之亦有更強烈的批判。反對胡適全盤西化的主張，認為文化為物，發之自內，其性質為自我的，獨立的，雖因外界的交通，而思想上有互換的地方，然一洲或一國之固有文化之成立，必其國民自身有特殊人生觀，有特殊創作。所以中國新文化的方針，當由自我來決定，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其反對西化，是反對自己沒有價值主體性，而為西方文化之魁儡而已。其接受在以中國文化為本位之前提下吸收西方先進的文化。即主張「應以儒家為本」，同時「吸收歐洲文化」，「把西方之個人獨立之精神，政治上之民主主義，科學上之實驗方法，盡量輸入」。對於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吳虞、魯迅等人之反孔批儒是極力的辯護，而積極的推動復興儒家文化。同時也積極的為東西文化之交流而努力。蔡仁厚先生說「張先生對於民主政治的理解、體認、與實踐，可謂當代中國第一人。」

馮友蘭先生（1895-1990），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其學術主要的貢獻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其所謂的「三史」：《中國哲學史》上下卷（1933）、《中國哲學簡史》（1948）、《中國哲學史新編》（1980-1990）。馮先生的哲學可以說是融合中西與新舊、普遍與特殊的一種思想上的嘗試。此種嘗試可以分二階段來說。1949年以前，是融合新實在論與中國名學和宋明理學上；1949年之後，是其學術生命的後期，大體上是集中在融合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哲學上面。前者表現於《中國哲學史》與《貞元六書》；後者則表現於《中國哲學史新編》。此前後期之思想明顯上是不同的。此中之變化應與1949年中國思想改造運動有關。馮先生自謂其承接宋明道學中之理學。是「接者」講宋明理學，而不是「照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故馮先生自謂其建立的系統有別於程朱所建立的理學，稱之為「新理學」。此新之所以為新，簡要地說，即是其以西方之新實在論來詮釋中國哲學。意即依照西方哲學兩極對立的、分解的思考方式，把理性與經驗、共相與殊相、形上與形下、真際與實際、體與用、理與事等完全打成兩截，把中國哲學之基本觀念都詮釋為一些純粹的、空洞的、形式的觀念。如此詮釋的結果，使中國哲學超越與內在、高明與中庸、不一不二、相即不離的基本精神幾近消失殆盡。再則，以知性的思辨方式，追求思維之確定性，以形式邏輯為基礎，通過對事物的靜態分析以揭示宇宙存在之靜態結構，此亦不足以揭示中國哲學之特質。然在20世紀，因其對中國哲學史之研究貢獻，亦被譽為「當代新儒家」。當時與其「新理學」理論相對的另一位學者賀麟亦相當活躍於學術界。

賀麟（1902—1992）先生，學術界亦有將其視為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或現代新儒學八大家之一。德國柏林大學古典哲學博士。賀先生的思想的轉型時間點，大致與馮有蘭先生相近，即在1949年中國思想改造運動的時候。故其思想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即1949年之前為其前期思想，1949年之後為其後其思想。其前期思想主要提出與馮友蘭「新理學」相對的「新心學」。主張「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不可離心而言物」。在五四運動之後，主張儒家最能代表中國文化，最少弊病，當發揚儒家優良傳統，並吸收西方優質的文化傳統。對於諸子百家，也不是完全否定其存在價值。提出「以諸子之長處補充儒家」。基本上，賀先生以儒家為本位，吸收西方與中國諸子的優質文化，以期儒家邁向現代化，當時被稱為現代新儒家的倡導者之一。然1949年賀先生經歷了知識份子思想的改造運動之後，放棄前期主張的新心學思想，並對自己的主張嚴格批判，從而轉向到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在反右運動之後，賀先生更集中精力研究黑格爾哲學和翻譯西方哲學名著。主要翻譯有《精神現象學》、《倫理學》、《知性改進論》、《小邏輯》、《黑格爾》、《黑格爾學述》、《哲學史演講錄》。

還有一位對中國哲學貢獻頗巨的方東美先生（1899－1977）。他是威斯康辛大學哲學博士，夏威夷大學哲學系主任查理摩爾教授曾認為方先生是當代「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日本著名禪學大師鈴木大拙先生也稱讚其哲學著述「冠絕一時，允稱獨步」。方先生畢生致力於學術事業，圓融儒釋道，打開中西哲學交流的通孔。其中也改變了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偏見，引發西方學界對中國哲學的重視。除了學術成就之外，方先生亦培養不少優秀的學者，包含當代新儒學第三代的成中英先生。

以上是近現代儒家發展的前期的概況，梁、熊、馬、張開創與奠定了當代新儒家思想精神之基本方向與雛形。而這個雛形在唐、牟、徐三大熊門高足的承繼與開展中逐漸成熟與完整。有一種說法，若沒有唐、牟、徐三位，「新儒學」在熊、梁、馬之後就沒有戮立於世、影響一片的骨幹。三者剛好是一「智仁勇」三達德的完整體現。唐先生仁恕，對新儒家事業一往無前；牟先生慧智，對於儒家的心性之學有慧見的闡發。徐先生剛勇，評判現實、剖掘傳統的文章酣暢淋漓。三人學術雖然不一，但在個性嶙峋這一點上並無二致。1949年後，熊、梁二人礙於身在中國大陸之思想限制，對於當代新儒家難有有力的影響與開展，唐、牟、徐則承繼了老師的衣缽，並與身在美國的張君勱先生結合為當代新儒家的主要人物。並於1958年共同對世界發表了一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他們代表當代新儒家向世界宣告「我們真切相信：中國文化問題，有其世界的重要性。我們姑不論中國為數千年文化歷史，迄未斷絕之世界上極少的國家之一，及十八世紀以前的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稱美，與中國文化對於人類文化已有的貢獻。但無論如何，中國現有近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擺在眼前。這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之生命與精神，何處寄託，如何安頓，實際上早已為全人類的共同良心所關切。中國問題早已化為世界的問題。如果人類的良心，並不容許用原子彈來消滅中國五億以上的人口，則此近四分之一的人類之生命與精神之命運，便將永成為全人類良心上共同的負擔。而此問題之解決，實繫於我們對中國文化之過去現在與將來有真實的認識。如果中國文化不被瞭解，中國文化沒有將來，則這四分之一的人類之生命與精神，將得不到正當的寄託和安頓；此不僅將招來全人類在現實上的共同禍害，而且全人類之共同良心的負擔將永遠無法解除。」《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一文涉及了存有論、心性論、工夫論、學問方法、文化哲學、歷史哲學、政治、科學等層面，其目的在開拓中國文化的前途，被視為當代新儒家的標誌。

撰稿人：謝居憲